鬼子来了

从知道这部电影，到我真正把它看完，其间经历了五年。我无数次的把光盘塞进光驱又无数次把它拿出来，就像一个考试考的不怎么样的小学生面对成绩单时的那种心情。作为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我害怕电影中的画面，尽管我知道它们是那么接近真相。 姜文的电影我总共就看过两部，一部是《鬼子来了》，还有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也是千千万万个马小军里面默默无闻的一个。我也经历了马小军的时期，也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路走来。电影的第一句话：整个北京城都空了。带来无尽的沧桑。每个年代的马小军们都有一段猩红色的岁月，我们谓之青春期。只是我们与电影里不同——北京城早就过饱和了。而马小军刘忆苦他们没有上边。在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北京城的主人。 以上只是试图说明姜文在唤起共鸣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青春写真，那《鬼子来了》唤起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上一代人的记忆了，它揭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最痛至骨髓的那道伤疤。我迟迟不忍把这部电影看完，就是害怕那道极深的伤疤被重新残忍的撕裂。 这又是一部在国内不允许公映在国外获奖无数的电影。这类影片在国内太多了，贾樟柯除了《世界》，其他电影都属被禁之列。有些人说中国的导演酷爱以民族的不幸作为卖点赚取外国人的赞赏，大有丑化中国人以博外国评委一笑之嫌。我说这纯属放屁。至少在评价《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样的措辞着实让人恼火。这就像一个相貌丑陋之人，面对镜中自己的映像大发其火一样可笑。 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写得好，姜文拍的好，顾长卫的镜头更好。让我感到难受的只是那段历史，还有我们同胞的善良和愚昧。中国人的不幸来自我们的善良和软弱。为什么两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整个村子？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以前并不少见。倭寇用以屠杀中国人的不是锋利的刺刀，是一颗比野兽还凶残比石头还坚硬的心。电影里面有个情节安排的非常好，就是那两个街头艺人的说唱。在日本投降之前与投降之后，唱词的内容天翻地覆。当国君趾高气扬的开进挂甲台时，人们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对于挂甲台的农民而言，这个国家是谁领导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我又觉得哪里隐约有些不对头。华盛顿说：别问你的国家给了你什么，问问你给了你的国家什么。我说凭什么呀？当我的国家给予我足够多的时候，我才有力量还给我的祖国一些东西。我所说的国家给予国民的，并非单单是粮食，我所说的是启迪民智，教化国民。当然，还有粮食。 在上述国家给予国民的东西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什么负隅顽抗，什么铁血丹心，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家尊严，统统都是扯淡。你不能怪挂甲台的村民愚昧——在私藏白面是死罪，在小孩子得管侵略者要糖吃的年代，我倒想知道什么才叫民族大义。民族大义填不饱肚子，填不饱肚子就会饿死，死人对谁接管这个国家是不会感兴趣的。 电影中饰花屋小三郎的香川照之的表演可圈可点，把一个经过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丧失人性的日本兵骨子里的兽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他仅存的人性被善良的村民唤醒时，他求生的欲念被点燃了。挂甲台不会想到，这被激起的仅存的人性竟是为苟且偷生而对恩人的大开杀戒。日本战犯不是人，甚至不是畜牲。它们是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弄成一台台机器，机器中唯一的程序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一个心甘情愿被效忠思想俘虏并且认为无上荣耀的民族，与一个思想真空毫无所见的民族，一样愚蠢；但不一样的是，一个民族是残忍的侵略者，另一个是麻木的亡国徒。 至于国民应该从执政者那得到什么样的启迪，这是整个问题中最关键的部分。宗教，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行之有效并且一劳永逸。可我总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己决定善恶观自己规划自己生活意义的权利和能力——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拾萨特之牙慧，但我抱定这个想法不离不弃。你没法左右我的想法，正如同我无法左右你的想法一样。 影片最后，马大三手持利斧冲进战俘营。这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是微观的。国军处斩马大三的时候，村民人山人海争相目睹，他们渴望这个带着血腥色彩的处决事件给他们没有没盐的日子增添点儿新鲜。临终的马大三对空长啸，面无惧色。临死之前像谭嗣同一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来点豪言壮语，岂不壮观？但是姜文没有这么拍。在我看来这是整个电影中最残酷的地方。它比日本兵血洗挂甲台时的猩红场景要残酷一百倍。马大三只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但这叫声被国军的高连长解释为“学驴叫”……伴随着高连长浓重的港台腔（高连长是吴大维演的）和村民的讪笑，马大三人头落地。在那颗终于觉醒的头颅滚落到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上时，他朝着刽子手——花屋小三郎眨了三次眼。马大三是否感谢花屋送了自己最后一程？ 这篇文字不是一篇影评，也不是什么战斗檄文。至于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整个思考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我说过，我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写字的，我自有我的良心，也就是说，我无意煽动愤怒。把时光回溯五年，当时我是个对暴力有着无限向往的十六岁的中学生。我很庆幸我没有在五年前看这部电影。那时我的高中有一批东京来的交换生。倘若我十六岁时看到《鬼子来了》，我当然不会像马大三那样举着斧子追着日本人狂砍，但在日本学生耳朵跟前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总是在所难免；我虽不至于绞尽脑汁要了侵略者的命，可在他们的饭食里下点脏东西和泻药总还不难办到。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倒是不会比马大三更倒霉，但是被开除学籍恐怕是有可能的。所幸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成年，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写下了这篇文字。 笔者行文至此就拟结束。因为我马上要搭乘晚上的火车回家过暑假，再啰嗦下去就有误掉火车的危险。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座城市是个三十万惨死倭寇刺刀之下的冤魂呻吟呼啸的城市，我的故乡是个经历了八国联军沉重的靴子的践踏，遭受了他们长满长毛的双手的掠夺的城市。在我北上的路上，我又将经过多少像挂甲台这样被侵略者肮脏的爪子蹂躏过被他们无耻的铁蹄污辱过的地方？ 在你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发出“中国人懦弱、愚蠢、不可救药”这样的感叹时，请不要忘记你就是这懦弱、愚蠢、不可救药的中国人中的一个。

时间： 2003年9月8日

出处：网易影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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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 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